为社会而进行社会活动是背叛生活的不幸行为。

因此，理顺该三规则的适用关系，既有法学理论澄清上的必要性，更有司法实践指导上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采用"新法指示"模式，即："新的一般规定允许旧的特别规定继续适用的，适用旧的特别规定。最近的意志表达最体现表达者的当前意志。狭义的则只应是事实构成中的一个要素，即其中的"调整事项"这一因素。新的一般规定废止旧的特别规定的，适用新的一般规定。依本文关于新普旧特法冲突本质上仍属普特冲突的观点，这里的规则适用是指特别优先规则的适用。

"见《上海法院民事办案要件指南》第十二条（规范竞合的处理）。例如："在实践中还有可能存在特别法优先与后法优先原则竞合的情况，即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之间发生冲突的问题"。[17] 中国法学的主题变奏之五：一元真理观之冷落与多元真理观之确立。

法理学的非理性病使它失去精神脊梁，无法面对经验，无法面对观察，无法面对世界，更无法面对现在和将来，甚至难以面对逻辑规则。16.舒国滢：《面临机遇与选择的中国法理学》，载《法学》1995年第9期。8.刘升平：《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3期。第二，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的结合。

正如任何观念只有体现了时代精神才能转化为伟大的现实力量一样，法理学也只有找到时代赋予自己的新的位置和角色，才能服务于现实。因此，本文主要以法理学的发展状况为蓝本兼及个别部门法学的发展状况，来分析思考当代中国法学的现实境况。

中国法学的主题变奏之十：从革命的法学到建设的法学。[16]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法学学者们更是自觉意识到了法学的发展表现为把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研究作为一个基本的重要方向，并做出了详细的论证和说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多学科的配合，需要有跨学科的知识。基本上克服了忽视法的作用或只重视法对敌专政方面的作用、刑法的作用等片面观点，较全面地概括了法的作用。但是，这种抽象、统揽应该建立在对部门法知识的详细的了解、把握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法理学者能够了解部门法所提出的问题，深入到部门法的领域中去。

郑成良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谈到九十年代中国的法理学时就曾指出：说到九十年代法理学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话题。但是，当我们的主要任务从破坏旧世界的阶级革命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时，法理学也就必须重新确定自己的重心。[10] 中国法学的主题变奏之二：工具论法学之衰微与价值论法学之张扬。法学理论领域，一些传统课题在理论认识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比如法律文化问题、法律的本土资源问题、司法问题、法律职业问题、法律与全球化的问题等相继被学术理论界提出并得到了广泛研讨。

我国民法学者正在这方面进行有效的探索。20.朱景文：《关于法理学向何处去的一点看法》，载《法学》2000年第2期。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定向下的中国法学称为权力法学，那么这种权力法学很明显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指向，明显地具有政治优位取向，明显地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也明显地具有权力依附品格。二、中国法学的主题变奏 探讨中国法学怎么样？的问题，就是力图通过对中国法学最近二十多年这个长时段的真实状况的描述，显现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了？或者中国法学可能向何处去？。

……实践的时空不该被缩小，法制实践包括中国与外国的法制实践，也包括历史的与现实的法制实践。对经验和事实作片面的剪裁和解说，以逃避理性批判。中国法学安于法律被定位于阶级斗争的工具、安于自身成为为现实的流行理论观点和社会政治实践措施作理论论证的工具，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法学长期以来始终处于政治附从地位，这明显地体现在法学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之中。6.参见《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但总的来看，作为一门学问，法理学的研究重心或在成果中占有相当大份量的，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领会和解释，或者说，主要是走从书本出发，加上一些实例印证的路子，而不完全是从实践出发，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从而使我们的认识进到‘高一级的程度，上升为理论的路子。从上述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已经多多少少体会到了保守的法学的若干样态与典型特征。

而思维的具体是多样性的综合。在八十年代的十年中，经过法理学界的辛勤努力，情况开始改变。

但问题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以来，长时期内，我国实行的都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尤其是政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先性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和领域都为政治马首是瞻、成为政治的奴隶，整个社会生活被全面政治化，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无一不是政治问题。中国法学的主题变奏之十三：从僵化凝固的法学到发展的法学。

它除了要从各部门法学理论、法的运作实践和法理学研究实践中吸取本门学科所必需的养分以外，还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人类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语义分析、规范分析、行为分析、制度分析等诸多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要把这些现代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科学方法引进本学科，充实和丰富它的理论渊源，深化它的理论层次，强化它的理论功能，发挥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提高它的科学价值。又要结合当前的法制实践与预期范围内的未来实践进行研究。

此后，由于极‘左思潮渐次失势，法理学界才得以有喘息的机会，在相对平和宽容的气氛中探讨法学范围以内的问题（如法律价值、法律文化、法学范畴、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法制与法治、法与人权、法律解释等）。因此，九十年代的法理学应更积极地向部门法学习，向法制实践学习。中国法学的主题变奏之八：从理论论断的法学到理论论证的法学。鉴于我国法理学尚不能与当代世界法学展开对话的事实，可以考虑让法理学率先与国内已较成熟的前导学科（如哲学、经济学）进行交流、沟通与对话，从中把握国外人文思潮的脉络，逐步扩展法理学家的学术视野。

我们认为，法理学应该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将研究重心从本本转向社会，转到对法制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从而增强实践功能，提高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一方向性的转变对于中国法学而言，意义重大。

它主要是指以‘商品关系说为代表的民法基本理论，源于七十年代后期，盛行于八十年代中期，衰于九十年代。从‘纸上的法的法理学向‘运行中的法的法理学的转变，说到底就是要加大对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力度，恢复法理学丰富多彩的本来面目。

三、中国法学在路上 很明显，我们以法理学为观察对象对中国法学二十余年来的发展状况所做的一个宏观勾勒，仅仅只是一个初步的简单描述，述说的也只是中国法学的一个大模样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就成为了人对自身的存在及其环境与条件等因素予以认识、判断、追求的基准与标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从人性角度来考量，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不仅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平等的。立法机构对这些诉求以正式的法律法规形式进行明确的宣示和确认，作为政治的执行层次的行政在行政权力范围之内，对这些得到法律确认和宣示的人的生活诉求加以执行和实施。正因为如此，宪法在本质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部政治法，是一个国家全部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权力具有合法性的关键性的表征符号，正是宪法为一个国家的全部政治权力及其实践运作提供了合法性。

就这样一种公共领域而言，它涉及公共性的原则——这种公共性一度是在与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中获得的，自那以后，这种公共性使得公众能对国家活动实施民主控制。在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政治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始终是彼此渗透的，但又始终存在着时而相互支持、时而相互掣肘的复杂关系。

［3］34 实际上，当人基于生存和生活目的而自然地进入政治生活时，他也就同时进入了法律生活之中，就资格而言的人的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就是彼此的给予。这样，哈贝马斯划归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很大部分(如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活动领域)也就与他所谓的真正的公共领域、政治性公共领域一起共同构成了我所理解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

当然，在任何时候，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分实际上始终都是相对的，它们尽管确实具有各自明显的特点而相互区分，但同时也彼此渗透、相互缠绕，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因此，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建立和维护一个正常的秩序状态，既是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大的社会任务、政治任务和法律任务。